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俗语都是经验之谈，有一定的道理杀人鹰。

首先说说“鹰鼻鹞眼不可交”。老祖宗最初从某些阴险凶残之人有“鹰鼻鹞眼”的特征杀人鹰，联想到老鹰和鹞子相比于其它雀类是比较凶猛的动物，于是得出“鹰鼻鹞眼不可交”的结论。

这种说法当然是片面性的，不过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杀人鹰。因为反推过来，凡阴险凶残、喜欢算计之人，大都长时间沉默不语，看人目光毒辣，久而久之便有“鹰鼻鹞眼”之相。

而“矬子杀人不用刀”也好理解，因为矬子拿着刀去杀人，在身体上不但没优势，反会引起对方的注意与防备杀人鹰。

这时矬子最好的策略就是不拿刀杀人鹰，而是采用计谋，以己之长攻彼之短，才有获胜的可能。所以对于矬子，不要老想着去欺负人家。

当然，在现如今的社会再也无法凭长相，去断定一个人内心的善恶。倒是许多衣冠楚楚的所谓“善人”，背地里干尽了坏事，即所谓的人面兽心。

“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”，这才是和陌生人相处的正确之道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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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杀人为何要“秋后问斩”？

“秋后问斩”，也被称为“秋决”，主要是指古代执行死刑时，除谋反等罪大恶极之人，多集中于秋冬季节进行。“秋决”其实早在西周时期便已经开始出现，并于西汉形成制度，后为历代王朝所延续。那么，古代为何要选择秋后处决犯人呢？其实这与古人的思想观念、劳作规律和死刑核准制度息息相关。

思想观念：出于对上天的敬畏，维护君权神授的思想古代“秋决”制度的出现，最早便是源于古人对上天的敬畏，因而人们认为人类的行为，包括政治活动都要顺应天时。而自先秦以来，历代统治者出于统治需要，则借助百姓对上天的敬畏，来维护君权神授的思想，即天子是上天之子，是上天派来管理天下的，因而其行为自然也要遵循天时。

在古人看来，春夏乃是万物生长的季节，代表了新生和成长；而秋冬则是草木凋零的季节，代表着肃杀。因此，古人便将处决犯人的时间放在了秋冬季节，《礼记·月令》中便有“凉风至，白露降，寒蝉鸣，鹰乃祭鸟，用始行戮”的记载，可见从西周时期开始，便已经有了秋天处决犯人的习俗。

到了西汉武帝时，董仲舒结合儒家的“天人合一”思想，又创造出了“天人感应”学说，进一步明确了“天赋皇权”这个概念。同时，董仲舒认为，“天有四时，王有四政，庆、赏、刑、罚与春、夏、秋、冬以类相应”，因此皇帝应当在春夏行赏、秋冬行刑，因为秋冬之时“天地始肃”，杀气已至，便可“申严百刑”，以示所谓“顺天行诛”。

而随着汉武帝“废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这种思想便也开始被广泛接受，再加上新儒家思想中的“君权神授”概念有助于皇权统治，因而又被历朝历代所沿用。于是，秋冬行刑的制度，便在后世王朝得到了延续。

东汉章帝元和二年时朝廷便重申，“王者生杀，宜顺时气。其定律：无以十一月、十二月报囚”，除谋反大逆等“决不待时”者外，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、冬至以前执行。从此，“秋冬行刑”遂被载入律令而制度化。

也正是自此之后，“秋冬行刑”开始被载入律令而得以制度化，例如唐、宋律例便规定，从立春到秋分，除犯恶逆以上，即谋反、谋大逆、谋叛、恶逆（“十恶”重罪前四条）及部曲、奴婢杀主之外，其他罪均不得春决死刑。清代也规定，经朝审应处决的犯人，需在秋季处决。

劳作规律：秋冬季节相对清闲，利于发挥警示作用秋冬行刑除了顺应天时之外，与古代的农业生产规律同样密不可分。我国自古便是农业大国，农业生产可以说是历代王朝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，是直接影响王朝稳定的重大事项，因此古代很多制度都直接受制于农业生产规律。

先秦时期的农业生产，带有典型的奴隶制色彩，在世卿世禄制下，各级贵族牢牢占据着统治地位，他们即是土地的实际拥有者，同时也是负责管理百姓的官吏。即使如此，由于先秦时期的农业生产水平相对落后，这些贵族即使处于管理层，也时常要进行劳作，只有在农闲时才有空余时间来处理政务。

在长江流域被开发以前，尤其是先秦时期，古人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，而正如《荀子·王制》的记载，“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，四者不失时，故五谷不绝，而百姓有余食也”，当时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规律，主要便是春夏农忙、秋冬农闲。因此，那些贵族们，也只有在秋冬农闲时，才有时间去处理政务，审判、处决犯人。

此外，古代处决犯人不仅往往选择公开处决，而且通常选择在菜市口这类人流密集处行刑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为了让百姓观刑，从而充分起到警示作用。这有利于让百姓对刑律产生敬畏，从而使得地方相对安定，同时也能彰显出朝廷的威望。

于是，将行刑日期选定在秋冬农闲时期，自然更有利于让百姓们观刑，毕竟农忙时节大家都忙着农耕，就算想看热闹也没有那个时间。而如果选在冬季的话，天气又太过寒冷，百姓们又不大愿意出门。

因此，将行刑日期定在秋季，是完全符合古代的农业生产规律的，这一点应当是“秋决”制度能够延续至唐宋时期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核准制度：古代受限于交通落后，死刑核准耗费时间较长在两汉和魏晋时期，地方官员除非遇到重大案件或者罪犯为两千石以上高级官员，对于一般的案件是直接拥有最终处决权的，不必上报朝廷予以核准。而到了南北朝的北魏时期，朝廷为了加强中央集权，开始对死刑案件加强管理，规定所有死刑案件在执行之前，必须经过两道手续，即“死刑复审”和“死刑复奏”。

所谓死刑复审，便是指对拟定判处死刑的案件，在审理完结之后要上报朝廷，由朝廷进行复审认定，并报请皇帝核准同意。《魏书·刑罚志》有载“死者，部案奏闻。以死者不可复生，惧监官不能平，狱成皆呈，帝亲临问，无异词怨言，乃绝之。诸州国之大辟，皆先谳报，乃施行”。到隋唐时期，死刑案件的终审权开始正式收归朝廷，并被后世王朝所沿用，不同之处只在于复审的衙门不同。隋唐时期主要由大理寺负责审核，再报刑部进行复审；两宋则由提刑司复审。

明清时期，开始正式将死刑分为“立决”和“秋决”两种，但都必须经过中央朝廷的复审，并提交皇帝核准。明朝时期，仍有大理寺和刑部负责复审，并在明英宗后增加了朝审制度，即由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会同三品以上官员，在霜降后十日共同审核京畿附近的死刑案件；清朝则在明朝的基础上增加了秋审制度，即由各部长官在每年八月中旬对各省上报的死刑案件进行复审。

所谓死刑复奏，是指对已经判定的死刑案件，在行刑前奏请皇帝批准执行，这也被称为“勾决”，而只有经过皇帝勾决的罪犯才可以执行死刑。《魏书·刑罚志》有载，“诸州国之大辟，皆光谳报，乃施行”。隋朝则规定，死刑执行之前，需要奏请皇帝核准三次，这被称为“三复奏”。唐朝则在“三复奏”之外，规定对京师死刑案件进行“五复奏”，至于谋反等大罪则实行“一复奏”。

到宋朝时，曾短暂恢复“三复奏”规定，后为防止拖延行刑日期，又固定只对京师地区死刑案件实行“一复奏”，而各地死刑案件则不必复奏。明朝时期，则规定不论地方和京师，一律实行“三复奏”。清朝则从顺治十年（1653年）起规定，凡是朝审案件一律实行“三复奏”，秋审案件则不必执行。而从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开始，则又规定对秋审案件也实行“三复奏”，乾隆皇帝则因死刑复奏案件实在太多，于是在乾隆十四年（1749年）诏令对朝审案件实行三复奏，秋审案件一律改为“一复奏”。

如上，对于地方的死刑案件，在审理完成和执行死刑之前，均要经过朝廷和皇帝的审核与批准，而由于古代交通较为落后，从地方案件呈送朝廷，再由朝廷审核后发回地方，往往需要很长时间。而“秋决”制度无疑解决了这个难题，地方官员不仅有充足的时间准备，也便于朝廷集中进行处理。

综上所述，“秋决”制度最早源于古人对上天的敬畏，又因符合古代农业生产规律，有利于皇权统治而得以延续，再加上后世的“死刑复审”和“死刑复奏”制度，使得秋决制度得以贯穿这个封建王朝。